近几年，在云南省史学会、beat365官方最新版的鼎力支持下，“西南学探索工作坊”已渐成为影响较大的品牌性学术活动。2月25日，第九期西南学探索工作坊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本期工作坊主题为“明清西南土司地理与边疆地方治理”，组织形式为专家主旨讲座、学者专题报告与学人圆桌对话。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我校、西华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大理大学等科研院校的10余位学者与会。

专家讲座：土司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

25日上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杨伟兵教授作题为《土司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的专题讲座。云南省史学会会长、beat365官方最新版院长罗群主持讲座。杨伟兵立足学术史，在翔实的史料支撑下从土司的定义发微并展开讨论，他认为研究中需要厘清“土司”与“土司制度”的相异之处，同时应在历史地理学范式指导下从“名实问题”“幅员问题”“层级问题”等方面深入推进土司及其相关议题的研究。

专题报告：明清西南土司地理与边疆地方治理

25日下午，举办专题报告，分上下两场。

四川大学邹立波、我校王春桥、复旦大学宗晓垠、四川大学董嘉瑜作上半场专题报告，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我校潘先林教授任指导专家，四川大学董嘉瑜、我校沈卡祥、我校王春桥、四川大学邹立波担任评议人，我校周妮为主持人。

邹立波作题为《谁是土司？明代“西番”的疆土分治与土官系统》的报告，对明代“土司”与“土官”关系进行讨论，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明代史书对“西番”疆土隶属关系的模式化记载，对《明史》相关内容的书写以及对“西番”土司的界定是如何产生影响。指出“西番”土官的历史书写是明代边地土官政治实践的投射。土官概念认知生成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基本脉络：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代在推行土官政治过程中较元、清两代相对多元和复杂，颇具时代特征。董嘉瑜评议认为，该文章从政治制度史到多元化的政治实践考量，再到他整个历史书写的文本呈现过程，非常具有关联化，可以看到在这个区域是如何推行进程，为区域土司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方案。其次对于该文章提出自己的问题：在“谭图”第七册中，陕西和川西北的卫所在图上的建制是一致的，但在文章中很明确指出其内核是有不同的，这种不同，除了军部来源不同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区别？

王春桥以《明代云南西部边地土司辖域纷争及朝廷处置方略》为题，对云南西部边地土司辖域纷争缘起做了详细的介绍，明代云南西部边地土司辖域纷争的导火索应追溯到“三征麓川”期间明朝未兑现给缅甸和木邦土司土地的承诺。明朝对土司辖域纷争的处置方略存在着官员贪腐或朝廷重视不够，使得背后土司利益分配不均，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平衡，使得西南边疆的形式更为复杂。这种辖域纷争和政治归属的改变，深刻影响了西南版图意识，改变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沈卡祥评议指出，以往对边地土司研究比较少，文章又能够以土司的辖域为切入点，对于今后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文章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缺乏逻辑的衔接，其次除了明王朝的政治决策因素之外，土司之间的纷争还可能存在着深层次的原因——地区的一个政治生态原因导致土司辖域纷争不断。

宗晓垠作题为《明清时期滇东南土司政治地理初探——以临安府纳楼土司为例》的报告，对明清纳楼土司家族发展脉络进行了详细梳理，纳楼土司凭借着经济发展提供的动力，辖域得到扩张。到清中叶，纳楼土司在辖域内已形成以官厅-排栅一带为核心区、“八里”地区为外围管理区、江外诸猛为边缘控制区的圈层式的政治管理。这种圈层式的政治控制，对于清代滇东南“一大多小”土司分布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王春桥评议认为，把时间限制在清代会更好，因为明代和清代滇东南土司社会发生了变化，把两个朝代放在一起讨论，需要谨慎。

董嘉瑜《府界变迁视域下明清川西北黑水河流域族群治理研究》，以政治地理的视角，思考明清两朝在西南边疆治理模式的不同及其影响。认为明代主要借助军事弹压来维系帝国在边疆区域的军政关系和民族关系，清代则借由军事征讨、改土归流、分隶管辖的方式，主动对黑水河流域的族群展开积极治理，并以“厅”制这种新的政区模式在边疆地区进行推广，基本有效实现了对此流域的管控与治理。而黑水河流域族群内部的分化整合，则从另外一个层面向我们展现了族群本身对王朝势力的适应。邹立波评议认为，该文作为一个土司历史地理研究的视角，打破行政区划研究——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进行流域族群治理。其次对于明清王朝的边疆治理来说，是一种流域内部族群间的分合变化。

指导专家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表示，在西南土司历史地理研究当中，应当在跳出西南学以后，再回到西南学，同时西南研究应当考虑到各地在不同时期所使用的不同的语言。我校潘先林教授指出，杨伟兵教授和他的团队带来的对土司历史地理研究新文章，读过之后，有很多的收获。能够在一个学科上，集中力量专门做土司历史地理的研究，这将在研究视角、研究理论和方法是一个新的视野。

大理大学罗勇、我校周妮、复旦大学马楚婕、我校刘灵坪作下半场专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大龙编审、复旦大学杨伟兵教授任指导专家，我校周妮、云南民族大学杨长玉、大理大学罗勇、西华大学余华担任评议人，四川大学邹立波为主持人。

罗勇作题为《<蒙化左族家谱>与左氏世系源流——兼论云南土官的来源》的报告， 通过对修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蒙化左族家谱》和明嘉靖时期江西吉安逢桥左氏《丹阳左氏七修族谱》中有关蒙化左氏信息的挖掘与整理，得出《丹阳左氏七修族谱》中逢桥左氏小派第十四世左政子是蒙化左氏开基祖的观点，为元代进入云南的移民成为土官提供了另一个案例，对明代土官群体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周妮评议认为，文章选题较好，深入思考小的问题。在考证世系的源流方面，左政子和左基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在最后并没有给出结论。  

周妮以《从羁縻州制到土司制：宋明时期湘鄂西地区管理制度的转变与防御格局的调整》为题，宋代在湘鄂西地区的羁縻州制与明代在此地区的土司制，在实施地域上存在的前后延续关系。管理方式的转变导致中央王朝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对象亦发生了变化，湘鄂西地区防御体系因此发生了从以寨堡为中心的防御体系到以卫所为中心的防御体系的转变，防御格局亦从宋代的“两个中心”调整为“大分散、小集中”的“半月形包围圈”格局。杨长玉评议认为，湘鄂西地区可以被称作“内陆边疆”，在边疆土司研究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文中指出“对于宋朝来说，对待羁縻州的态度更多的是放任，没有将其纳入版图的决心。”这片地区对于宋朝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从羁縻州的性质来看，唐宋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这是文章接下来需要改进的地方。

马楚婕作题为《以府辖卫：明代军民府的制度嬗变》的报告，指出明朝是军民府制度的成熟期，在承接元制的基础上结合边地实际进行调整，新置永昌、黎平、遵义、平越、贵阳、安顺六个军民府，以流官掌府事，上承兵备道，下辖卫所，一改此前以土官掌土民和府卫之间不相统属的治理传统。明代军民府制度的这一变化是卫所、兵备道、土司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维护了西南边地的军政秩序，亦塑造了全新的政治格局。罗勇评议认为，可以从文中看出卫所军官和土官有着相似之处。文中还指出“设军民府是裁撤卫所的开始”，但应该如何理解清代初期卫所裁撤的现象，两者的联系还应进一步探讨。

刘灵坪报告《文武相维：清代西南边疆治理中的绿营与土司关系探研》，关注清代西南边疆地方行政事物中绿营与土司的关系问题，研究发现，清代西南边疆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绿营武职介入地方政务的现象。对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等土司地区的综合考察，清代西南边疆政务，仍体现出文物相维、军政共管的特点。余华评议指出，文章体现出学术研究推进和问题意识的深化，在国家视野之下的边疆史地研究，摆脱了原来以单一要素为切入点，边疆的时态向着多维要素的切入，呈现区域多维立体的区域要素。

指导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大龙研究员认为，历史研究与现实需要之间存在着连接，历史研究不能脱离现实基础，我们应当以正确的态度认识“四个共同——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研究也会被赋予一个更大的价值。复旦大学杨伟兵教授认为，发挥历史地理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当今，对历史地理学的经世致用问题仍很有必要继续思考，它关系到中国历史地理学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一方面，现实社会各方面对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的需求急剧增长，历史地理学已然从一门冷门绝学发展成一个比较热门的学科，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多的现实作用；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历史地理学不能脱离现实环境而存在，在追求学术生命力的同时，要避免成为故纸堆里的学问。

圆桌讨论：西南研究的问题意识、路径与尺度

专题报告结束后，复旦大学杨伟兵、程心珂，四川大学邹立波、董嘉瑜，我校刘灵坪、祁志浩，云南民族大学杨长玉，大理大学罗勇等与谈人，结合各自研究旨趣，围绕“西南研究的问题意识、路径与尺度”议题展开讨论。大家认为，“西南学探索工作坊”因其举办的经常性、主题的鲜明性、效果的显著性而吸引越来越多的相关领域学人参与进来，跨领域对话正成为可能与趋势，可以说西南学研究大有可为。但从长远来看，西南学研究不应仅就西南而论西南，要在更大的整体性的历史进程中去思考和把握。我校潘先林教授作工作坊总结，并对西南学研究提出期望。